俄罗斯之声
标题: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内容:俄罗斯利益集团的演变及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
【内容提要】俄罗斯立国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超级总统制，而且从形式上确立了总统是俄罗斯政治决策的绝对支配者，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利益集团力量强大，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在独立初期，俄罗斯政治决策实际上是权力与“知识产权”的“契约式”决策；随着知识精英在政治权术的博弈中纷纷落马或蜕变，以及寡头利益集团的兴起，“俘获式”政治决策完全取代了原来的“契约式”决策，并引发了俄罗斯云波诡谲的政坛危机；普京执政后，在打击兴风作浪的寡头的同时，也有意培育了并有效控制着俄罗斯新的利益集团，从而使国家机构的正常决策职能得以恢复，为俄罗斯的复兴打下了权力基础。
【关键词】俄罗斯利益集团政治决策
俄罗斯立国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超级总统制，而且从形式上确立了总统是俄罗斯政治决策的绝对支配者，但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利益集团力量强大，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众所周知，俄罗斯社会转型在政治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益集团深深地涉足于政治领域，并由此产生了独特的集团政治。从叶利钦时期到普京时期，俄罗斯的政治都带有明显的集团政治色彩。不过，在转型的动态过程中，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在不断分化和重组，对转型具有主导作用的利益集团也不断在演化：最初的创新型利益集团逐渐演化成新的垄断型利益集团，新的创新型利益集团又在新的条件下崛起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者[①]。不同利益集团占主导地位，它们在社会转型中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也不一样[②]。这种情况为叶利钦时期之“乱”和普京时期之“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一、知识精英的创新与“契约式”政治决策
尽管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有着特殊的政治目的[③]，但它仍然是以经济转轨为起点的，即通过从经济上彻底瓦解原苏共体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来达到其特殊的政治目的。这也是当初俄罗斯的政治决策的目标取向，更是当时俄罗斯“民主派”政治精英的政治愿望。但是，“民主派”政治精英只有摧毁苏共体制的政治愿望，却无法设计经济转轨改善经济绩效的具体方案，这种具体的方案是由知识精英设计出来的。
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向来就有批判国家政权的历史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俄罗斯（苏联）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的困惑与迷茫——经济严重衰退、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秩序严重失序——这与一个大国是极不相称的。于是，一批知识精英在内心中再次燃烧起一种特有的使命感，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设计出种种的方案试图为自己的国家探索一条走出困境的路子。早在苏联解体前夕，知识精英就为拯救日益衰退的苏联经济设计了至少100个方案，这些方案可归纳为非市场经济发展方案、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方案和“市场极端主义”方案三类[④]。这三类方案反映了知识精英对拯救自己国家的三种不同观点。当时，由于政治权力圈内的分歧很大，斗争异常激烈，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方案是直接可以接受的。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最终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激进民主派”的政治目的是要彻底摧毁苏联体制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公有制。而在以上三类方案中，“市场极端主义”方案所倡导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正好与“激进民主派”的政治目的一致，因此，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在独立初期最终选择了在这种方案基础上改进的方案——“休克疗法”[⑤]。
“休克疗法”虽说是与杰弗里·萨克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俄罗斯首倡者却是以盖达尔、丘拜斯等为首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1991年，盖达尔还在苏联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时，他就领导了一个由苏联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组，负责制定经济改革方案，从而把“休克疗法”引入苏联经济改革的进程。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改组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命令，组成了以他为总理，由包括盖达尔、丘拜斯在内的一批具有激进改革思想的年轻学者参加的政府。这一命令，实际上是政治与知识两种精英的正式“签约”：即知识精英需要一定的政治权力来推行其经济改革的方案，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政治精英则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用一定的政治权力来“购买”知识精英的“知识产权”，从而开始了俄罗斯“契约式”政治决策的短暂历程。随着两种社会精英的“签约”，这就意味着激进的知识精英因为通过与政治精英的“签约”获得了一部分政治权力而成为俄罗斯的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主导者[⑥]。
“契约式”政治决策的前提是双方在权力与“知识产权”之间存在着相互需要。从知识精英方面来看，他们深感没有权力就无法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和对国家的抱负。因此，知识精英对权力可以说是比较固定的“买家”。但是，政治精英是否对知识精英的方案感兴趣，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看该方案是否符合自己的政治目标；二是在符合政治精英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还要看社会对该方案的认可程度。1992年初，俄罗斯之所以采用“休克疗法”，正是因为这一方案符合“激进民主派”的政治目标，同时，由于过去苏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已经使社会难以从中得到收益。于是，社会的绝大部分民众都在为“休克”的事实推波助浪。而“激进民主派”正好利用了当时的社会力量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随着“休克疗法”的推行，经济危机却越来越严重，这是，社会民众开始反思，并质疑“休克疗法”的有效性。1994年1月，盖达尔在全俄对“休克疗法”的一片反对声中被迫辞职，从而结束了在政府中的任职。
盖达尔的离去意味着政治精英在社会的压力下对持激进改革思想的知识精英的“践约”。不过，早在苏联解体前夕，政治精英就曾经“践约”过。1990年春天，亚夫林斯基与扎多尔诺夫等一起制订的“500天计划”，由于深受叶利钦的赏识，亚夫林斯基被叶利钦任命为俄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但是，很快被雷日科夫摈弃。最后，亚夫林斯基不得不辞职。当然，当时叶利钦还没有独立“签约”的能力，而这一次叶利钦与激进的知识精英有正式的“契约”，他敢于“践约”也就表明，曾经主导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激进知识精英集团由于自己的方案不被社会所接纳而开始丧失这种主导权。随着大部分激进知识精英在政治角逐的“出局”，俄罗斯也结束了“契约式”政治决策的短暂历史。
二、寡头集团的垄断与“俘获式”政治决策
知识精英难免其固有的“书生味”，所以，他们在政治权术的博弈中纷纷落马，即使有能够幸免的也最终与政治权贵和在转型中不断崛起的寡头集团逐渐融合，成为主导社会转型的新的利益集团即寡头利益集团的成员[⑦]。寡头利益集团的形成直接归因于在“契约式”决策阶段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尽管寡头利益集团源于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但是，如果不推行私有化，这个阶层永远是一个隐蔽的阶层，正是国家推行私有化以后，这个阶层过去不合法或非法的占有都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原有的各种优势在私有化过程中把国有资产“合法”地变为私有，以非西欧式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实现资本的集中，从而在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个公开的寡头利益集团。所以说，俄罗斯私有化的过程即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不是使俄罗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是使原来隐蔽的社会结构明朗化[⑧]。寡头利益集团的凭借自己手中的财力，不仅直接操纵经济，而且还左右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俄罗斯的政治决策也由“契约式”决策变成了“俘获式”决策。
俘获理论（capture theory）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政府规制理论。这两个学派都假定政府规制者是“经济人”，也追求个人利益（包括金钱收入和非金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为被规制的产业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可能利用种种方式来收买规制当局，包括通过游说、引诱、威逼、收买等方式“俘获”政府规制部门或政府官员，使政府的规制政策或措施有利于实现本产业的最大利益。俄罗斯的寡头基本上是在政府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私有化给了他们机会。1994年，八大银行对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公开实行股份化时出现的八大股东，使俄罗斯的七大金融寡头初见端倪[⑨]。寡头在借助于政府政策的力量不断膨胀时，也开始了寡头向政权机构渗透的过程，即对政府部门通过游说、引诱、威逼、收买等方式来实现自己更大的利益。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俘获”现象。不过，与许多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寡头对政权进行“俘获”所付出的成本是比较低的。由于俄罗斯从1993年建立了“总统集权制”，总统是政治决策的关键，总统决定了事，几乎没有更改的可能。因此，寡头对政权机构实施“俘获”时，无须对各级主管部门及层层官僚进行游说、引诱和威逼，而往往直接针对总统本人，即要么说服叶利钦总统吸收本集团的某人进入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要么直接收买并影响或操纵叶利钦总统。这种政治现象在1994年以后表现尤为明显，而到1996年的大选时期，俄罗斯政治的寡头型特点已经公开化了。由于1995年12月在俄罗斯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力量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俄罗斯政坛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不利于叶利钦政权的趋向。而以别列佐夫斯基为代表的寡头集团都是俄罗斯现行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与叶利钦的政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了阻止俄共等左翼力量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来确保叶利钦继续主政。1996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会期间，在别列佐夫斯基的鼓动下，寡头们经过秘密协商，达成了联手支持叶利钦的协议，并委托时任第一副总理的丘拜斯负责协调各寡头们的行动。4月，当总统竞选准备工作逐渐进入高潮时，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又联名发表呼吁书，公开支持叶利钦，并为选举工作组织了5亿美元来保证叶利钦在竞选中的胜利。选举结束后，在“七巨头联盟”的协调下，波塔宁和别列佐夫斯基作为寡头集团的代表相继被吸收到政权班子中。这也是叶利钦对寡头集团的回报。在随后的政治进程中，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以一批寡头组成的并与叶利钦的政权融合在一起的“家族势力”。
如果说俄罗斯在转型时期建立了资本主义，那么，这种资本主义不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垄断型的、掠夺式的寡头资本主义。尤其是在1996年大选以后，连涅姆佐夫都认为俄罗斯建立的是一种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西方学者也认为，俄罗斯现在搞的是一种“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⑩]。在这种资本主义环境中，“俘获式”政治决策的结果是政府成为寡头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11]。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是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机构，应该向社会成员平等地提供公共服务。然而，由于政府特别是作为总统的叶利钦本人被寡头集团“收买”，俄罗斯政府就完全成为寡头们巧取豪夺的合法工具。直到1998年金融危机之前，寡头们的非法财富在政府的庇护下而在大规模私有化时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累加。
寡头们对政府的联手“俘获”，最终是为了一己私利。当成功“俘获”后进行利益分配时，寡头之间的冲突开始凸现。而为了各自的利益，各路寡头又开始了对叶利钦的二次“俘获”行动。1997年7月，在国家电信股份公司股权和“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拍卖案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因未能获得任何好处而指责丘拜斯、涅姆佐夫滥用职权偏袒波塔宁。结果，在丘拜斯、涅姆佐夫的反复游说之下，11月初，叶利钦解除了别列佐夫斯基在政府中的职务。不过，别列佐夫斯基并没有偃旗息鼓，寡头之间的博弈也没有结束。1998年3月，在别列佐夫斯基的直接策划下，俄罗斯政治上爆发了“三月政坛风波”，叶利钦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同时也解除了丘拜斯的职务[12]。同年5月，别列佐夫斯基东山再起，被叶利钦内任命为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执行秘书。在此职务上，别列佐夫斯基等是跋扈至极，甚至雇佣保安公司搜集叶利钦及其家人的材料，并威胁谁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就将叶利钦总统一家人的所有材料公诸于众。1998年9月，普里马科夫出任政府总理以后，主张“恢复国家的正式权力”和“消除寡头政治集团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这引起了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势力的极端不满，从1999年2月起，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大肆攻击普里马科夫，兴起了“倒普”风浪。因此，一些支持普里马科夫政府的议会大多数议员通过一项动议，强烈要求独联体国家12国元首一致解除别列佐夫斯基的职务。在这种情形下，身兼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主席的叶利钦以别列佐夫斯基“经常超越执行秘书的权力范围”为由，建议解除别列佐夫斯基独联体执行秘书的职务。与别列佐夫斯基一样，丘拜斯被解职之后仍然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对政治决策发挥着非同一般的影响。1999年5月，叶利钦解散了普里马科夫政府，丘拜斯得知“家族”势力的一些人准备推出阿克肖年科出任总理后，他再次用其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说服了叶利钦改变注意，任命斯捷帕申为政府总理。同样，后来斯捷帕申被叶利钦抛弃后，丘拜斯又成功地让叶利钦挑选普京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并最终使叶利钦把普京确定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上述情况表明，寡头通过“俘获”的种种手段干预政治，使叶利钦不能独立有效地进行国家的政治决策，处处受到寡头的牵制，这不仅是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社会经济转型不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时俄罗斯政治动荡、联邦面临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新型利益集团的崛起与国家政治决策职能的“归位”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寡头集团是凭借政权而崛起的，所以它们对政权有天然的依赖性，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现有政权的干预也就不可避免，甚至到普京执政以后，寡头干政的欲望不减反增[13]。但是，寡头们没有想到，普京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14]。因此，当寡头们试图对政治决策继续施加影响时，普京就决定对他们进行修理。从2000年6月以来，普京先后对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进行了惩罚。与此同时，一批寡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警告[15]。2003年12月逮捕俄罗斯首富、“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更是普京向寡头们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普京在亲历了叶利钦政治决策受控的一切，深知寡头干政的危害，因此他说，俄罗斯需要巨商，国家也支持巨商，但“从暗地里、站在社会背后竭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制定的寡头，这样的寡头集团在俄罗斯不应该产生”[16]。“霍案”促使了原“家族势力”在政坛上的代表沃洛申不得不辞职，也使有“家族”一定背景的总理卡西亚诺夫与普京总统的矛盾公开化，最终使普京提前解散了卡西亚诺夫政府。这表明，俄罗斯的垄断型的寡头利益集团已经衰落，新的利益集团在新的条件下开始应运而生。
在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后半期，左右俄罗斯政坛的是“家族集团”。这是一个以叶利钦为名义领袖的政治集团。其成员要么是寡头，要么是亲寡头的高层人员。也就是说，叶利钦没有权力基础。普京不一样，如果说，普京在执政初期，其政治基础是靠在左、中、右各种势力中搞协调而获得的话[17]，那么，到后来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力支柱，并通过其权力支柱而使国家的决策职能得以恢复。
首先是“统一俄罗斯”党[18]。该党于1999年10月成立，其创立的初衷只有一个目标：支持普京竞选总统。由于该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全力效忠普京，在普京的大力扶持下，该党在2000年就迅速成为俄国家杜马中仅次于俄共的第二大政治派别，在2003年底的俄第4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一举囊括总计450个席位的222席，将其他三个党派，尤其是反对党俄共远远抛在身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杜马第一大党。由于“统一俄罗斯”在杜马中的优势地位，再加上另外两个亲普京政党的合作，俄杜马中如今只剩下一个势单力薄的反对党———俄罗斯共产党，亲普京的政党占据杜马三分之二强的席位，牢固控制了新一届杜马。“统一俄罗斯”党的胜利，就是普京的胜利，它使俄立法机关（杜马）和行政权力机关（总统和政府）十余年来协作少、对抗多的状况大大减少，为普京政府放开手脚施政扫清来自议会的干扰和阻挠。
第二是“西罗维基”即一个忠于普京总统、以前克格勃成员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克格勃是最大的“失意者”：1991年至1993年间，克格勃近半成员、约30万人被迫“下岗”，其中约2万人受雇于“寡头”；更多的克格勃成员则陷入贫穷。但过去曾经也是克格勃成员的普京的上台，彻底改变了大多数前克格勃成员的命运，他们通过全力支持普京来重建昔日的权势[19]。由于克格勃职业操守的历史印记，“西罗维基”是普京总统意志的最佳贯彻者——从清除叶利钦的“家族势力”到整治俄罗斯的金融寡头，西罗维基都是普京决策的忠实执行者。
第三是“圣彼得堡帮”。如果说西罗维基强调的是一种职业身份，那么，圣彼得堡帮则强调其地域身份。他们来自圣彼得堡，是普京的老乡、校友或昔日同事；他们同西罗维基一样忠于普京，但他们没有克格勃的背景，因而不属于西罗维基，但他们是普京用来平衡、制约西罗维基势力的主要力量。这一派的势力也非常大，有时甚至可以代表普京对外发言[20]。
另外就是温和改革派。与西罗维基、圣彼得堡帮、“统一俄罗斯”党相比，温和改革派更不像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政治团体，也不是普京的“嫡系”人马，但却是普京推进经济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是一群技术官僚，因为相同或相似的经济改革主张而成为一派。对普京来说，西罗维基、圣彼得堡帮、“统一俄罗斯”可以帮助其控制军事、政治、立法等权力。但说到经济改革，他却必须依赖温和改革派。温和改革派虽然反对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市场经济，但也反对照抄西方模式、给俄罗斯带来灾难的激进经济改革。他们主张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有俄罗斯特色”改革；建立一种“有秩序、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这也正是普京的改革思路。因此，在今年3月9日的大改组中温和改革派的地位得到了加强[21]。
总之，在四年总统生涯中，普京逐渐构建起自己的四大权力支柱：西罗维基、圣彼得堡帮、“统一俄罗斯”及拥有技术的温和改革派。通过以前克格勃成员为核心的强力团体，普京控制了俄罗斯的“强力部门”；通过圣彼得堡帮，普京控制了克里姆林宫；通过“统一俄罗斯”党，普京实际上控制了国家杜马；通过温和改革派，普京得以校正俄罗斯的转型航向，全面推进社会经济改革。可以说，凭借这四大权力支柱，普京巩固了政治地位，形成了非常牢固的政治权力架构。四大权力支柱建立的过程中，也是俄罗斯新的利益集团崛起的过程。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利益集团不同，新的利益集团虽然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尤其是西罗维基、圣彼得堡帮、“统一俄罗斯”党，但是，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自己的私利，不会使国家成为自己的“掠夺之手”，而是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贯彻普京总统平民主义施政纲领的手段，从而使政府由“掠夺之手”转变成为“扶持之手”(helping hand)。由于国家正常决策职能的恢复和正确改革方针的推行，普京也使俄罗斯看到了复兴的希望。推荐：http://caifu.71i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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